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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1961年，初冬，武汉。
长江上的雾从江面升起来，漫过汉口沿江大道的梧桐树顶，漫过中山大道的钟楼，一直漫到洪山脚下的武汉军区大院。大院里很安静，只有几栋灰砖办公楼亮着零星的灯。最东头那栋，二楼最里面那间办公室，灯光亮到了后半夜。
谭甫仁坐在桌前，面前摊着一份文件。文件是军委发来的，措辞很客气，但意思很明确。谭甫仁同志调离武汉军区，另有任用。具体去向，待另行通知。
他把文件看了两遍。第一遍看得很快，一目十行。第二遍看得很慢，每个字都像用眼睛在上面刻。刻完了，他把文件合上，推到桌子右上角。那个位置放着他所有的待办文件，最上面那一份，通常是最急的。
他站起来，走到窗前。窗户关着，玻璃上凝着一层薄薄的水雾。他伸手擦了一下，外面的雾气涌进来。什么也看不清。洪山在雾里，长江在雾里，整个武汉都在雾里。
他在武汉待了九年。1952年从广西调来，先是副政委，后来当第二政委。刚来的时候，陈再道是司令，王任重是政委。王任重主要精力在湖北省委，军区的事管得不多。他和陈再道两个人配合得还算顺畅，见面点头，开会商量，没有什么过不去的。那时候的陈再道，对他客客气气的。他比陈再道大两岁，陈再道叫他“老谭”。
后来王任重不兼政委了。1958年，全军反教条主义，刘伯承挨了批判。陈再道是二野的老部下，有人在会上让他表态，他含糊过去了。上面不满意，觉得武汉军区对这场运动重视不够，需要加强政治工作。1959年底，谭甫仁被任命为第二政委，主持军区的政治工作。
就是从那一天起，他和陈再道之间的东西变了。
二
谭甫仁记得第一次和陈再道在会上吵起来的情形。
那是1960年初春，军区党委扩大会议。议题是部队训练计划。陈再道站在地图前面，指着几个演习区域，讲得很快，声音很大。他说，部队的主要任务是打仗，训练必须从实战出发，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。
谭甫仁坐在长桌的另一端，听完之后开口了。他说，实战训练是对的，但不能因此忽略政治教育。战士要知道为什么打仗，为谁打仗，否则训练再好，枪口对准谁都不清楚。
陈再道转过头来看着他。
杠杆配资百科“老谭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”
“我的意思是，政治工作是部队的生命线。训练和政治教育，两手都要抓。”
“我没说不抓政治。”陈再道的声音高了一些。“但现在是困难时期，粮食都不够吃，部队天天饿着肚子，你让他们坐下来学文件？先吃饱再说。”
谭甫仁没有让步。“再困难，政治方向不能丢。上级的精神，必须原原本本传达下去。”
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，在会议室里当着几十个干部的面争了起来。陈再道的嗓门越来越大，谭甫仁的声音不高，但每一句都钉得很死。最后是参谋长打了个圆场，说训练计划和政治教育可以并行，会议才算勉强收了场。
散会之后，谭甫仁走出会议室，听见身后有人小声说：“这政委，跟司令算是杠上了。”
他没有回头。
从那以后，几乎每一次军区党委会，都要吵。陈再道要搞军事演习，谭甫仁要先搞思想动员。陈再道要把经费拨去更新装备，谭甫仁要先保证学习材料的印刷。陈再道说“干了再说”，谭甫仁说“想清楚了再干”。
吵到后来，两个人不吵了。不是和解了，是懒得说话了。陈再道有什么意见，让参谋长转达。谭甫仁有什么意见，让政治部的人送文件过去。一张桌子上吃饭的时候，两个人各坐一头，中间隔了七八个人，从头到尾不说一句话。
三
1960年底，钟汉华来了。
钟汉华是从军事法院副院长任上调过来的，担任武汉军区第三政委。上面的意思很明白，让他来调解陈再道和谭甫仁的关系。钟汉华在战争年代就是陈再道的老部下，冀南军区时期，陈再道是司令员，他是政委，两个人搭档过。上面觉得，老熟人好说话。
钟汉华到任那天，谭甫仁去车站接他。两个人握了手，钟汉华说：“老谭，以后一起共事，多担待。”谭甫仁说：“欢迎你来。班子团结的事，就靠你了。”
钟汉华确实做了很多努力。他隔三差五拉着陈再道和谭甫仁开小会，关上门，让两个人有什么话当面说，不要带出去。第一次小会开了三个小时，陈再道说了训练的事，谭甫仁说了政治教育的事，说着说着又争起来了。钟汉华在中间劝，劝到最后，谁也没服谁。
第二次小会，钟汉华想了个新办法，提议三个人一起去基层调研。他说，坐在办公室里吵不明白，去部队看看，看看下面到底是怎么干的。
三个人去了一个师。看训练，看政治课，看伙食，看战士宿舍。陈再道走到训练场上，看战士们的战术动作，眉头皱着，亲自上去纠正。谭甫仁走到连队俱乐部，看墙上的学习专栏和战士的心得笔记，一页一页翻。钟汉华跟在后面，看看这个，看看那个，心里叹了一声。
他看得出来，这两个人说的都有道理。陈再道注重实战，没有错。谭甫仁强调政治教育，也没有错。可他们就是走不到一起。陈再道嫌谭甫仁太“左”，什么都上纲上线。谭甫仁嫌陈再道太“散”，什么都不当回事。
调研结束回武汉的路上，钟汉华坐在吉普车后座，左右各坐一个人。陈再道看着窗外，谭甫仁闭着眼。三个人谁都没有说话。吉普车在土路上颠簸，扬起的灰尘从窗缝里灌进来。
钟汉华知道，调解不了。
四
1961年秋天，一份报告送到了军委。
报告是武汉军区党委写的，内容是反映班子团结问题。报告上说了很多，核心只有一句：司令和政委在一些重大问题上长期存在不同意见，影响了工作。这份报告，谭甫仁不知道是谁写的，但他能猜到。陈再道大概也不知道。但他们两个人都知道，这份报告一旦送上去，上面就必须做决定了。
军委的决定来得很快。谭甫仁调离，钟汉华接任第二政委。
决定下来之后，军区开了最后一次党委会。谭甫仁坐在他平时坐的位置上，左手边是陈再道，右手边是钟汉华。会议内容是交接工作。谭甫仁把分管的事情一件一件交代清楚，哪个团在搞政治整训，哪个师在学习文件，哪些材料需要上报，哪些问题还没有解决。他说得很细，说了一个多小时。
陈再道一直没有说话。他坐在那里，双手放在桌上，眼睛看着面前的笔记本。笔记本是翻开的，但他一个字都没写。
散会之后，谭甫仁收拾桌上的文件。陈再道站起来，看了他一眼。那个眼神很复杂，有疏离，有疲惫，还有一点别的什么，说不清。谭甫仁也看了他一眼。两个人对视了大概两三秒钟。然后陈再道转过身，走出去了。
谭甫仁把文件收好，拿起公文包，也走了出去。走廊里空荡荡的，陈再道的脚步声已经远了。他站在走廊里，看了一眼墙上的军区地图。湖北、河南，两个省的辖区，他看了九年。地图的边角卷了毛，有两个图钉松了，地图的一角垂下来。他伸手把图钉按回去，按了两下，按牢了。
然后他走了。
五
离开武汉那天，是个晴天。雾散了，太阳出来了，但空气还是凉的。谭甫仁坐火车去北京，到军事法院报到，担任院长。
火车站台上，来送他的人不多。钟汉华来了，握着他的手说：“老谭，到了北京多保重。”政治部的几个干部来了，站在旁边，表情有些拘谨。谭甫仁跟他们一一握手，说了几句客气话。然后他上了火车，坐在靠窗的位置。
火车开动的时候，他往窗外看了一眼。站台上的人越来越小，钟汉华还站在那里，手举着，像是在告别，又像是在说什么。谭甫仁没有挥手。他只是看着，一直到站台消失在视线里。
他想起一件事。刚到武汉那一年，陈再道请他吃过一顿饭。是在军区招待所的小食堂里，两个人，四个菜，一瓶酒。陈再道给他倒了一杯，说：“老谭，咱们搭班子，我把话说在前头。我这个人脾气不好，打仗出身，说话冲。你别往心里去。”
他当时说：“我这个人脾气也不好，说话直。你也别往心里去。”
两个人笑了，碰了杯，喝了酒。那顿饭吃了很久，聊的都是打仗的事。陈再道讲他在冀南打鬼子的事，讲得眉飞色舞。谭甫仁讲他在东北的事，讲得慢条斯理。两个人都觉得对方还算对脾气。
后来怎么就变成那样了呢。
谭甫仁靠在椅背上，闭上了眼睛。火车在铁轨上跑，咣当咣当的，很规律。窗外华北平原的田野一片一片往后闪，冬天的田里什么都没有，灰扑扑的一片。
六
在北京，谭甫仁干了一段时间军事法院院长。后来调到工程兵当政委，跟司令员陈士榘搭档。
陈士榘和他是老相识了。1928年，他在新城战斗中被俘，关在茅坪的俘虏营里。他唱了一首《国际歌》，引来了陈士榘。陈士榘当时是红军教导队的区队长，听到歌声上了楼，问是谁唱的。他站起来说：“是我唱的，长官。”陈士榘问他在哪里学的，他说是北江农军学校的校长朱云卿教的。陈士榘把这件事告诉了毛泽东，毛泽东说：“这是一棵红色的苗子，让他归队。”
从那以后，他就在革命队伍里扎下了根。陈士榘比他大几个月，两个人认识三十多年了。
在工程兵，两个人配合得很好。陈士榘性子直，说话快，做事利落。谭甫仁性子稳，说话慢，做事细致。陈士榘定大方向，谭甫仁抓落实。陈士榘出去跑项目，谭甫仁在机关看文件、抓教育。两个人开会的时候，一个说完另一个补充，很少有分歧。陈士榘跟别人说：“谭甫仁是我遇到过的最合拍的政治搭档。”
工程兵的人也说，谭政委跟陈司令，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，配合得跟一个人似的。
谭甫仁有时候会想起武汉。想起那些开不完的会，那些吵不完的架，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隔阂。他跟自己说，也许是人的问题。他跟陈士榘合得来，跟陈再道合不来。合得来就顺，合不来就别扭。没有谁对谁错，就是合不来。
可他心里知道，事情没有那么简单。
七
1968年，谭甫仁调任昆明军区政委，兼任云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。
走之前，他去跟陈士榘告别。陈士榘送他到门口，握着他的手说：“老谭，云南那边复杂，你多保重。”他点了点头，说：“你放心。”
他到了云南之后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清理阶级队伍。有人说他太左，有人说他太硬。他没有解释。他做事的风格就是这样，上面定了的事，他就执行。执行的时候不留余地。这跟他在武汉的时候没有两样。
1970年12月17日，凌晨。
昆明军区大院的32号楼里，几声枪响划破了冬夜的寂静。谭甫仁倒在血泊中，身上中了三枪。他的夫人王里岩也同时遇害。凶手是军区保卫部的一个副科长，一个被审查的对象，从保卫部偷出了两把手枪。
消息传到北京的时候，周恩来正在批阅文件。他放下笔，沉默了很久。然后他作出批示：“此乃建国以来最糟糕的警卫人员。要引以为戒。”
消息传到陈士榘那里的时候，他正在工程兵的办公室里。他放下电话，坐在椅子上，很久没有动。他想起1928年茅坪俘虏营里的那首歌。想起那个清瘦的青年从俘虏堆里站起来，说“是我唱的”。想起毛泽东说的那句“这是一棵红色的苗子”。
现在，这棵苗子倒了。
陈士榘后来跟儿子说起这件事的时候，声音很低。他说：“谭甫仁是我遇到的最好的政治工作者。他走了，我心里空了一块。”
八
武汉那边，消息也传到了。
陈再道当时已经被免职，下放到江西农场劳动。他是在农场的高音喇叭里听到这个消息的。广播里播了一条简短的讣告，说谭甫仁同志在昆明不幸逝世。没有说怎么死的。
陈再道站在田埂上，手里还拿着锄头。广播播完了，他开始接着锄地。锄了几下，停下来。他站在田里，看着远处的山。山是灰的，天也是灰的。他想起很多年前在武汉的那些会议，想起那些争吵，想起谭甫仁坐在长桌另一端的样子。那个人说话不快，但每一句都很有分量。他不喜欢那个人，但他从来没有否认过，那个人是个认真的人。
一个认真的人，死在了远离故土的地方。
陈再道低下头，继续锄地。锄头一下一下地落下去，翻起湿润的泥土。他没有跟任何人提起过谭甫仁。后来他写回忆录，写到了武汉军区的岁月，写到了王任重，写到了钟汉华，写了很多事情。唯独谭甫仁的名字，他没有写。
一个字都没有。
有人说他还在记恨。有人说他是不想提那段不愉快的事。也有人说，有些东西写不出来，不是因为恨，是因为说不清楚。
九
钟汉华是最后一个知道消息的人之一。
他当时也在被审查，行动不自由。消息传到他那里的时候，已经过了好几天。他坐在一间小屋子里，面前放着一份旧报纸。报纸上印着那条讣告，字很小，夹在一堆新闻中间。
他把那条讣告看了几遍。
他想起1960年刚到武汉的时候。三个人一起去基层调研，坐在一辆吉普车里，陈再道看窗外，谭甫仁闭着眼，他夹在中间。那时候他觉得，这两个人就像两块石头，一块硬，一块更硬，怎么都磨不到一起。
可他也想起另外一件事。有一次开完会，谭甫仁叫住他，说：“老钟，你来了之后，我说话比以前少了一些。不是我不说了，是我觉得你说得对。有些事，吵是吵不出结果的。”
他当时说：“老谭，你不是不说话，你是把话留给该说的时候。”
谭甫仁笑了一下。那个笑容很短，但他记得。那是他认识谭甫仁以来，第一次看见他笑。
钟汉华把报纸折好，放在桌上。他坐了很久，没有说话。
十
武汉军区大院的梧桐树还在。
每年的秋天，叶子黄了，落一地。扫地的老兵把叶子扫成一堆，堆在树根底下，等干了就烧掉。烟升起来，袅袅的，飘过办公楼的窗户。那栋楼里，谭甫仁的办公室已经换了主人。新来的人把桌椅换了，墙上的地图换了，窗台上的花盆也换了。只有窗户没换。窗户还是那扇窗户，玻璃上还是会起雾。
冬天的晚上，如果有人站在那扇窗前，会看见外面的雾。雾里什么也看不清。洪山在雾里，长江在雾里，整个武汉都在雾里。那个人如果站得够久，也许能想起一件事。很多年前，有一个人在这里站过。也是冬天，也是晚上，也是这样的雾。那个人站了很久，然后走了。
再也没有回来。
尾声
1980年代，谭甫仁被追认为革命烈士。昆明军区为他举行了隆重的纪念仪式。他的骨灰安放在昆明的一个陵园里，墓碑上刻着他的名字和生卒年月。
同年，陈再道恢复了名誉，重新出来工作。他有时候会去武汉，看看老部队。有一次他站在军区大院的院子里，看着那排灰砖办公楼。有人指着二楼最里面那个窗户说：“那是谭政委以前的办公室。”
陈再道看了一眼。他没有说话，转过身走了。他的步子不快，但每一步都踩得很稳。院子里那几棵梧桐树已经长得很高了，叶子绿油油的，在风里沙沙地响。
他走出大院的时候，回头看了一眼。
然后他走了。
那天晚上，武汉下了一场雨。雨不大，但下了很久。雨水打在梧桐叶上，打在办公楼的窗户上，打在空荡荡的院子里。雨声很密，但很安静。像是有人在很远的地方说话，说什么听不清，只知道他在说。
十一
1983年，北京。
陈再道坐在家里那间不大的书房里，面前摊着一份请柬。请柬是昆明军区寄来的，烫金的字，邀请他参加谭甫仁烈士纪念铜像的揭幕仪式。日期定在四月，昆明的春天，茶花开得最好的时候。
他把请柬看了三遍。
书房很安静，只有墙上的老挂钟在走，咔嗒咔嗒的，一下一下，不急不慢。窗外是北京常见的灰蓝色天空，几片云薄薄地挂着。院子里那棵枣树刚抽了新芽，嫩绿的叶子在风里轻轻地颤。
陈再道拿起笔，在请柬的回执上签了字。他写得很慢，笔尖落在纸上的时候停了一下。签完字，他把回执装进信封，封好，放在桌角。然后他站起来，走到窗前。
他今年七十四岁了。头发全白了，脸上的皱纹深得像刀刻的，手背上全是褐斑。走路的时候步子慢了，右腿有点跛，是当年在冀南打仗时落下的老伤。他站在窗前，看着院子里那棵枣树，看了很久。
他想起谭甫仁。想起那张瘦削的脸，想起那副圆框眼镜后面的目光，想起他在会上说话的样子。声音不高，但每个字都像是用钉子钉进木头里。他从来不肯退，一步都不肯退。
陈再道当时觉得，这个人太硬了。硬得让人不舒服。
可此刻他站在北京的窗前，忽然觉得，也许那就是谭甫仁。那个人一辈子都是那样的人。在东北的时候是这样，在武汉的时候是这样，在云南的时候也是这样。他没有变过。变的是他陈再道自己的心情。
十二
四月，昆明。
茶花开满了整座城市。红的、粉的、白的，一树一树的，像一团一团烧着的云。陈再道从机场到市区的路上，看着窗外的花，一句话都没说。来接他的是昆明军区的一个年轻干部，姓刘，三十出头，说话很客气。
“陈老，您这次能来，我们都很高兴。”
陈再道点了点头。
“谭政委的铜像在军区的纪念广场上，去年就开始建了。铜像是请北京的雕塑家做的，按照片塑的，像不像您到时候看看。”
陈再道又点了点头。他想起谭甫仁的照片。那张照片是1955年授衔的时候拍的，穿着中将军服，胸前挂着勋章，表情很严肃，几乎没有笑容。他见过那张照片。在武汉的时候，谭甫仁的办公桌上就摆着那张照片。
车到了军区大院。院子很大，比武汉的还要大。办公楼是新的，白墙灰瓦，比武汉那几栋灰砖楼敞亮得多。纪念广场在大院的最北面，背靠着一座小山，山上种满了松柏。铜像已经立好了，盖着一块红布，等着明天揭幕。
陈再道站在铜像前面，看着那块红布。风从山上下来，吹得红布微微地动。
“陈老，先回房间休息吧。”
“我想在这儿站一会儿。”
小刘看了他一眼，没有多问，退到了一边。
陈再道站在铜像前面。风还在吹，红布还在动。他伸出手，想去揭那块布。手伸到一半，停住了。他把手收回来，转过身，慢慢地往招待所走。
十三
揭幕仪式在第二天上午。
天气很好，太阳出来了，茶花在阳光里更红了。军区机关和驻昆部队的干部来了不少人，站成一个方阵。谭甫仁的夫人和子女也来了。他的大儿子站在人群的最前面，四十多岁，穿着一身灰西装，表情很平静。
陈再道坐在主席台上的第二排。他看着台下的人群，又看了看铜像上的红布。红布还没有揭，但风已经把布吹得贴紧了铜像的轮廓。他能看出那个形状。那个穿着军装、站得笔直的形状。
仪式开始。军区司令员讲话，讲了谭甫仁在云南的工作，讲了他为部队建设做的贡献。然后是一个老部下发言，讲谭甫仁怎么关心基层战士，怎么在大比武中狠抓训练。最后是谭甫仁的大儿子上台，讲了父亲的一些往事。他讲得很短，只说了一件事。
他说，父亲在云南工作的时候，有一次下连队检查，发现一个战士的被子太薄，就把自己的军大衣脱下来给了那个战士。后来那个战士退伍了，每年过年都给他寄一包茶叶，一直寄到父亲去世。
他讲完之后，台下很安静。
然后主持人宣布，请陈再道同志为铜像揭幕。
陈再道站起来。他的腿有点跛，走得不快，但很稳。他走到铜像前面，伸手握住红布的一角。红布很厚，是绒布，摸上去很软。他停了一下，然后用力一扯。
红布落下来。铜像在阳光下泛着暗金色的光。
谭甫仁穿着军装，左手自然垂着，右手微微抬起，像是在敬礼，又像是在指引什么。他的面容很平静，眼镜后面的目光看着前方。铜像塑得很好，把他的那种沉静和固执都塑出来了。
陈再道看着那张脸。他看了很久。台下有人在鼓掌，掌声很响，但他好像没有听见。他只是站在那里，看着铜像。
然后他退后一步，对着铜像鞠了一躬。
这一躬，让台下所有人都愣住了。陈再道的身份，他是上将，是谭甫仁的老战友，也是曾经和谭甫仁有过矛盾的老搭档。他给谭甫仁鞠躬，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信号。
陈再道直起身来，走回座位。他的步子还是不快，但每一步都踩得很稳。
十四
揭幕仪式之后，陈再道没有马上走。
他去了谭甫仁的墓地。墓地在昆明郊外的一座小山上，周围是茶花园。花开得正好，满山遍野都是。墓碑是灰白色的花岗岩，上面刻着谭甫仁的名字和生卒年月。碑前放着一束花，是刚放的，花瓣上还带着露水。
陈再道站在墓前。他想起很多事。
他想起1960年春天那次党委会，他跟谭甫仁吵了起来。他当时觉得谭甫仁太教条，什么都上纲上线。可现在回想起来，谭甫仁说的那些话，哪一句不是为了部队？
他想起1961年的秋天，谭甫仁走之前的那次党委会。谭甫仁把工作交代得很细，哪个团在搞什么，哪个师在学习什么，哪些材料需要上报。他当时坐在旁边，一个字都没写。他觉得那些事不重要。可现在他明白了，那些事都重要。谭甫仁之所以要交代得那么细，是因为他不想给接任的人留下烂摊子。
他想起谭甫仁走的那天，在火车站站台上。他没有去送。钟汉华去了。他后来听说，谭甫仁在火车上坐了很久，一直看着窗外。
陈再道蹲下来，把碑前那束花摆正了一点。他的手有点抖，摆了好几次才摆好。然后他站起来，看着墓碑上的名字。
“老谭。”他开口了。
声音很轻，像是怕吵醒什么人。
“我来看看你。”
风从山上下来，吹动墓碑旁边的茶花。花瓣落了几片，落在碑上，又滑到地上。陈再道站在那里，站了很久。他没有再说别的话。他就是站着，看着那个名字。
然后他转过身，往山下走。走了几步，他停下来，回头看了一眼。墓碑在茶花园里，阳光照在灰色的花岗岩上，泛着一层薄薄的暖光。
他继续往山下走。茶花还在开，一树一树的，红的、粉的、白的，像一团一团烧着的云。
十五
元股证券:ygzq.hk回到北京之后，陈再道做了一件事。
他去了军事科学院，找到了当年武汉军区党委的会议记录。那些会议记录装订成册，放在档案室里，蒙了一层灰。他把1960年到1961年的记录借出来，带回家，放在书房里，一页一页地看。
他看了三天。
每一页他都看得很仔细。他看自己当时说的话，也看谭甫仁当时说的话。有些话他还记得，有些话他已经忘了。他看得很慢，有时候一页要看很久。
他看到1960年春天那次会议。记录上写着，陈再道说：“部队的主要任务是打仗，训练必须从实战出发。”谭甫仁说：“政治工作是部队的生命线。”两个人的话都记在上面，白纸黑字。
他看到1961年秋天的最后一次党委会。记录上写着，谭甫仁交代工作，说了很多。陈再道从头到尾没有发言。记录上只写了一行：“陈再道同志未发表意见。”
他把记录合上。
书房里很安静。挂钟还在走，咔嗒咔嗒的。窗外那棵枣树已经结果了，青色的枣子挂在枝头，沉甸甸的。他坐在椅子上，很久没有动。
然后他站起来，走到书架前，从最上面一层拿下一本相册。相册是旧的，封皮磨破了，用透明胶粘着。他翻了几页，停在中间的一页上。那一页夹着一张照片，黑白的小照片，边缘已经发黄了。
照片上是两个人。左边是陈再道，年轻的时候，穿着军装，笑得很开。右边是谭甫仁，也穿着军装，表情严肃，嘴角微微抿着。两个人站在一个土坡上，背后是一片开阔的田野。照片的背面写着一行字，是陈再道的笔迹：“1960年，于孝感。谭政委与我。”
陈再道看着那张照片。他想起那天的事。那是1960年夏天，两个人一起去孝感调研。路上休息的时候，随行的参谋说要给他们拍张照。陈再道说好，谭甫仁也说好。两个人站在土坡上，参谋喊一二三，陈再道笑了，谭甫仁没有笑。
拍完之后，陈再道说：“老谭，你笑一笑嘛。”谭甫仁说：“我不习惯拍照。”陈再道说：“不习惯也得习惯，以后还不知道有没有机会一起拍。”谭甫仁听了这句话，嘴角动了一下，但最终还是没笑出来。
那张照片，陈再道后来一直带着。从武汉带到江西农场，从江西带回北京。他从来没有拿出来给别人看过。但此刻他坐在书房里，拿着那张照片，看了很久。
他把照片放回相册里，合上，放回书架。然后他坐在椅子上，闭上了眼睛。
十六
1993年，陈再道在北京病逝，享年八十四岁。
他走的时候，家里人都在。他的大儿子后来在整理遗物的时候，在书房里发现了一本旧相册。相册里夹着一张照片，就是那张1960年在孝感拍的。照片上两个人，一个笑着，一个没笑。
相册里还夹着一页纸。纸上写着一行字，是陈再道的笔迹。字写得很慢，笔画有些抖，像是晚年写的。
那行字写的是：“老谭，当年的事，是我不对。”
没有人知道这行字是什么时候写的。也许是在谭甫仁铜像揭幕之后，也许是在更晚的时候。但那行字一直夹在相册里，夹在那张照片的后面。
陈再道的儿子把相册合上。他没有再翻开。
十七
2005年，武汉。
武汉军区已经撤销了。原来的大院改成了居民小区，那几栋灰砖办公楼还在，改成了社区服务中心。二楼的窗户换成了塑钢的，玻璃不再起雾。楼下的梧桐树还在，长得更高了，树冠遮住了半个院子。
有一个老人住在小区里，是当年军区的老职工。他每天下午都会下楼散步，在梧桐树底下坐一会儿。他记得很多事。他记得谭政委来的时候，才四十出头，瘦瘦的，戴一副眼镜，走路很快。他记得陈司令，个子高，嗓门大，爱笑，也爱骂人。他记得两个人开会的时候，会议室的门关着，但走廊里都能听见陈司令的声音。
他也记得谭政委走的那天。那天他站在办公楼门口，看着谭政委提着公文包走出来。谭政委看了他一眼，点了点头。然后他走了。再也没有回来。
老人坐在梧桐树下，看着那栋楼。楼还是那栋楼，窗户变了，门变了，里面的人也变了。但树没变。树还是那棵树。每年秋天，叶子黄了，落一地。
他弯腰捡起一片叶子。叶子是黄的，边缘卷了，叶脉很清楚。他把叶子放在手心里，看了一会儿。
然后他松开手，让叶子落下去。叶子在空中转了一圈，落在地上。风从北面来，吹着叶子往前跑，跑过水泥地，跑过花坛，跑过那栋楼的门口。
一直跑到了院子的尽头。
尾声
2008年，昆明。
谭甫仁的墓地重修了。新碑是黑色的大理石，字是金色的。碑前放着一束花，是谭甫仁的孙子放的。他二十出头，在昆明上大学。他没见过爷爷，但听父亲讲过很多次。
他站在墓前，看着碑上的字。碑上刻着谭甫仁的名字，和一句话：“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。”
他站了一会儿，然后蹲下来，把花摆正。花是茶花，红的，刚从山上采的。花瓣上还带着露水。
他站起来，看着墓地周围。茶花还在开，漫山遍野的，红的、粉的、白的。风从山上下来，带着茶花的香气。他转过身，往山下走。
走到半路的时候，他停下来，回头看了一眼。墓碑在茶花园里，黑色的碑身，金色的字，在阳光下发着光。
他看了几秒钟，然后继续走。
茶花还在开。一树一树的，像一团一团烧着的云。风从山顶吹下来，吹过花丛，吹过墓碑，吹过山脚下的公路。
公路上有一辆车，开得很慢，里面坐着一个人。那个人从车窗里往外看，看着那座山，看着那些茶花，看着那个立在花丛中的墓碑。
然后他把目光收回来，靠在座椅上，闭上了眼睛。
车继续往前开。茶花往后退。一朵一朵的，一片一片的，像一场没有尽头的告别。
（全书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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